中国足球转会“开窗”时间一推再推 中超联赛最早4月中下旬揭幕******

　　中国足球转会“开窗”时间一推再推

　　中超联赛最早4月中下旬揭幕

　　北京时间2月1日，国际足联转会匹配系统TMS的更新信息显示，2023年度中国足球首期国际转会窗口延至2月20日开启，至4月10日关闭。如果这一安排不再调整，那么就意味着新赛季中超联赛最早于4月中下旬拉开帷幕。

　　去年年底，国际足联TMS系统曾显示，本年度首段中国足球国际转会窗口期于今年1月16日开启。但就在16日当天，TMS系统更新了相关信息，显示本次开窗时间将延至2月1日。而最新的开窗时间被进一步推延至2月20日。

　　一般来说，各协会开闭转会窗口的时间节点，都会围绕着本国(地区)联赛的竞赛计划来设定。如，转会窗开启时间一般会设在联赛开赛前1到2个月，而关闭时间则安排在联赛开赛前1到2周，从而方便各俱乐部在锁定新援后，获得必要的新援注册及阵容磨合时间。

　　需要说明的是，除非相关会员协会向FIFA提出特别开窗申请，否则各会员协会已在册球员(含外籍球员)在国内俱乐部之间完成转会，其转会手续也必须在国际足联批复的国际转会窗口期内落实。这也是部分中超俱乐部春节前后虽官宣引进新援，却没有完成球员注册与转会手续的原因。

　　TMS系统更新的信息显示，本年度中国足球首段国际转会窗口期将于2月20日开放，至4月10日关闭，这意味着新赛季中超联赛有望于4月中下旬开赛。在3月20日至28的国际比赛日中，中国男足将受邀与新西兰队进行两场热身。虽然到目前为止，国足新年首期集训计划尚未公布，但中国男足亚运代表队已明确本月进行新年首期集训，这两支国字号球队3月下旬都将出访新西兰，其球员都可以在结束国际比赛日后，在联赛开赛前及时返回各自俱乐部，有时间与球队进行磨合。

　　据北京青年报记者了解，中国足协、中足联筹备组近期也在加紧研究联赛相关问题。关于俱乐部欠薪清偿进展程度、新赛季各级联赛的参赛规模、各级联赛球员注册与转会办法将在接下来的一个月内得到明确。

　　TMS系统更新的信息还显示，中国足球本年度第二段转会窗口期，也就是所谓夏季转会窗将由7月1日延至8月1日开放，关闭时间为8月31日。结合国内足坛本年度转会冬窗开启时间两度被延后的事实，不排除开窗时间受不可抗力因素影响，被进一步推延的可能性。

　　延伸

　　杜兆才遗憾无缘连任FIFA理事

　　第33届亚足联会员代表大会于北京时间2月1日下午在巴林麦纳麦海湾会展中心召开。会议期间，亚足联按议程进行了新周期(2023年至2027年)换届选举。在备受中国足球界关注的国际足联理事会理事投票选举中，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、中国足协副主席杜兆才获得了18票，遗憾地在“7选5”的竞争中落选，无缘连任。韩国足协主席郑梦奎则连续两度落选。从亚足联领导层或决策层新一轮“洗牌”结果看来，亚洲足坛天平“西倾”的趋势尤为明显，中国足球在竞争外事话语权及参与各类国际竞争方面，将面临更为严峻的形势。

　　在7位候选人当中，有4人的当选其实在会议召开前就已经板上钉钉，这4人分别是日本足协主席田岛幸三、菲律宾足协主席阿拉内塔，以及两位参选新人卡塔尔足协主席塔尼和沙特足协主席梅沙尔。

　　这样一来，余下一个国际足联理事席位就在中国、韩国、马来西亚三国足协的代表中产生。马来西亚足协哈米丁虽然是首次参选，但其背景优势比较突出。此次竞选结果，对于中国足球而言无疑是一个巨大的遗憾。

　　当然，杜兆才未能连任，受到影响的恐怕不止是中国足球，还有东亚足球。在当选新周期国际足联理事会理事的6名成员中，来自东亚大区会员协会的仅有田岛幸三，余下5人中有3人来自西亚大区(包括自动当选国际足联理事会理事的亚足联主席萨尔曼)、2人来自东南亚大区。再结合连续3届亚洲杯确定在西亚大区会员协会国举办、亚冠联赛按西亚大区会员协会职业联赛竞赛办法调整为跨年赛制，不难看出，亚洲足坛的天平正逐步“西倾”。对中国足球和中国足协来说，面对现实并保持警惕之余，唯有全力提升自身硬实力并完善对外交流，才可能应对接下来更严峻的国际挑战。

　　本组文/本报记者 肖赧

　　统筹/王咏

破解就医停车难需要多方协作******

　　就医停车难、医院周边交通拥堵，为群众所诟病，亟待解决。这不仅需要医院、交通管理等部门进行治理，政府相关部门也应共同协作、多方发力，利用信息化优势，多措并举，从而改善患者的就医体验。

　　1月12日晚，参加北京市政协十四届一次会议的委员们陆续报到，北京市政协委员、北京市丰盛中医骨伤专科医院院长齐越峰带来《关于解决就诊停车难，缓解医院周边拥堵的提案》。

　　诸多问题导致患者就医停车难

　　作为医药卫生界的市政协委员，齐越峰在参政议政过程中，聚焦患者的停车问题。齐越峰谈道，随着北京市机动车保有量不断增加，驾车就医成为普遍现象，而在各大医院门口，经常出现就诊患者的车辆排成长龙、等待进入医院的景象，有时患者已经看完病，家属的车辆还未开进医院。齐越峰调研发现，诸多问题导致患者就医停车难。

　　首先，患者到医疗机构就诊存在潮汐现象。齐越峰在提案中指出，周一、周二上午就诊人数最为集中，医院周边路段此时也最容易堵车，社会车辆对就诊高峰不了解，更加剧了交通拥堵。其次，中心城区的医院由于历史原因，院内停车位有限，且难以扩容，开车就诊的人数与医院内部停车位明显不成比例。

　　此外，对于医院外的道路，医院在管理上无能为力，交管部门警力有限，依靠电子摄像头监控、违法停车贴条等办法，也极易引起患者不满，更有甚者将怨气指向医疗机构。

　　齐越峰介绍说，北京市曾在2014年到2016年出台一系列政策，鼓励社会资本进入医院停车场。但从实际情况来看，在北京市内的医院建设地下立体停车库，每个车位成本高达30万元左右，投资方积极性不高。

　　患者就诊时间过长，也导致医院内的车位使用率不高。齐越峰观察，患者到了医院后，经历取号、报到、就诊、拍片、取药、治疗等环节一般需要2-3小时。大医院有时患者较多，看病至少耗费一上午，有限的车位和单次就诊时间过长的矛盾更加剧了停车难。

　　交管和医院协作疏导成为破题关键

　　如何破解就医停车难？齐越峰在提案中建议，首先应由交通管理部门牵头，加大医院周边交通拥堵情况的指挥调度。

　　齐越峰梳理媒体报道发现，2022年北京市针对重大活动、重点时期开展了30余次交通综合协调调度，及时发布预警信息为市民出行提供参考，并取得较好的效果。“随着交通数据共享、指挥调度能力进一步提升，将医院预约就诊、动态就诊人数纳入交通运行监测平台，建立交通综合协调调度机制，可以让医院周边交通更加有序和通畅。”齐越峰说。

　　交通部门要加大信息化建设。齐越峰指出，利用百度或高德等APP及时发布医院就诊人数信息、院内停车位数据，以及医院周边道路的拥堵指数，在预约和就诊人数集中时段采取交通预警和分流绕行提示，让社会车辆尽早避开医院，医院周边的交通状况或将得到改善。

　　除了疏导车辆，齐越峰建议，医疗机构要继续深入开展分级诊疗、预约诊疗、检验和化验报告的数据化，优化患者就诊的各项服务流程，缩短患者在医院的驻留时间，减少患者不必要的就医出行，也可有效缓解停车难题。

　　齐越峰还谈道，政府牵头在城区医院附近合适区域，在不影响街区景观的前提下，可鼓励社会资本出资建设立体停车场，让患者在医院附近就近下车就医。

　　文/本报记者 崔毅飞